“北人南迁”与吴地文明

“北人南迁”与吴地文明

* 来源 : * 作者 : admin * 发表时间 : 2019-03-13 * 浏览 : 0
“北人南迁”与吴地文明
  所谓吴地,传统上是指春秋时期吴国的主要地域,即今天以长江、太湖为中心的苏、锡、常地段。作为苏南的核心,这片土地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吴地文。它和黄河流域的中原文相互融合促进,但偶尔也发生冲突较量。
  太伯奔吴
  早在周朝尚未建国之前,太伯、仲雍就从陕西岐山千里迢迢来到苏南,在无锡梅里附近的土著勾吴族中建立了勾吴国。勾吴族原本是古越族的一个分支,虽然在太湖这片区域已经繁衍了上万年,可相对于从事耕种、蚕桑的黄河流域民族而言,吴人主要以渔猎为生,其文明程度相当原始。司马迁在史记》中评论说,“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的吴国地处夷蛮之邦,尚不属于时人心目中的“中国”。“太伯奔吴”可谓历史上第一次北人南迁,他们把中原先进耕种技术带给苏南土著民族,成为吴文化的始祖。
  衣冠南渡
    继“太伯奔吴”之后,历史上还出现了4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除了最后一次朱元璋的明初徙民之外,其余3次都构成了吴地文化的重要渊源。首先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当时的北方“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适逢西晋永嘉五年(311),匈奴军攻陷洛阳,俘获晋怀帝,纵兵焚掠,杀太子及诸大臣,士民死伤者三万余人。数年后,匈奴攻破长安,西晋末代皇帝晋愍帝出降。同年,琅邪王司马睿率中原士族挥泪南渡,在晋朝贵族和江东大族的支持下于南京登基为帝,建立了东晋王朝,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衣冠”即文明的意思,衣冠南渡就是中原文明南迁。据统计,在一百七十多年里,南渡的人口约有九十万由于帝都南京,苏南接受的移民数目也最多,这些北方士人起初还把江左视为暂居之地,然而数百年里中原不复,习久而安,渐渐不再有北归之想,遂成地道的南人。永嘉南渡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中原士人举族搬迁,为江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从此北方黄河流域日渐衰落,南方长江流域日渐开,江苏的历史地位大大提高。
   隋唐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江南经济进一步兴旺发达。京杭大运河始于春秋吴国 为北伐齐晋而修建的“邗沟”,隋代统一南北之后,全国局面是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文化中心在南方,为了保证南方的赋税和物资够源源断北上,凿南北大运河成为当务之急。隋炀帝登基后,在“邗沟”的基础上又陆续开挖了几段运河,使之相连,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古代运河。这条南北大运河北北京,南到杭州,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江苏段约占其中的2/5隋唐时代的江苏地区经济繁荣战祸罕闻,在这种背景下,当“安史之乱”在北方爆发,中原再次出现战乱不休的局面时,北民选择涌入江苏也就不足为奇了。据《旧唐书·地理志》中说:“自至 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仅苏州一地,人口就增加了30%。
  接下来的一次南迁发生在北宋的“靖康之变”后。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南袭,战祸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金兵入汴京时,“百姓军人夺万胜门奔逃者达四万余人”。次年,高宗经汴河退至扬州,后定都临安。宋都南徙后,“民从之者如归市”,包括孔子后裔在内的大批衣冠士族南渡淮河,这是第一高峰;第二高峰发生在1161年,金主完颜亮毁约南侵,南宋政府以优待政策招徕北人,于是大批北方人口再次渡淮。北宋大臣包拯曾说过:“东南上游,财富攸出,乃国家仰足之源,而调度之所也。”而宋室南迁则进一步促进了吴地的开发,这时的苏南粮食产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蚕桑业后来者居上,茶叶、棉花种植陆续走上轨道,城乡经济日新月异。南宋时期,长江以南的人口首度超过了北方,标志着吴地经济文化成熟期的到来。
   如果说“太伯奔吴”是为吴地明播种的话,那么“永嘉南渡”就为吴地注入了先进的文化基因,而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以及随之而来的移民潮则促生了吴地的经济。在随后的明清时代里,吴地文化不但完成了向中原文化学习的过程,还出现了后来者居上的现象,当然,因这种发展而引起地域性冲突和竞争也在所难免。譬如,朱元璋建都南京之际,苏南的文明程度已经远超过了其他省份,有人根据《二十四史》分析,发现江苏在南宋以前历史名人的数目占全国第五六位,到了明代已提升到第二位。明初发生了一起南北相争的科场案,从中可以看出北人南迁的文化意义。
  状元之乡
    要想理清明初科举案的来龙去脉,首先得了解相关的背景知识。首先我们知道,科举考一向是传统中国教育程度的最直接反映。就有史可考的状元籍贯而言,“安史之乱”前,北人状元占87.5%;“安史之乱”后,南人状元逐渐增多,其中又以江南为最。唐代安史之乱后的11名南方籍状元中,有7名出身在今天的苏州、吴县一带。北宋时期北籍状元有8名,南籍状元有27名,即便这种相差悬殊的名单,也是在对南方多有歧视的情形下选定的,比如出身陕西的北宋名臣寇准曾说过:“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他在一次评定状元人选时竭力主张把南籍文士肖贯中更易成山东人蔡齐,为此逢人夸口道:“又为中原争得一状元。”到了明初,南北土人之争已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明洪武三十年(1397)的会试揭晓后,人们发现上榜的52人全为南籍考生,北方举子激愤之下,砸烂皇榜,并到礼部示威。朱元璋为此亲自过问主考官刘三吾,刘三吾坦然回答说,北方文化在异族统治下大受摧残,南优北劣也属正常。朱元璋派翰林院张信找来落第北卷,增录北人入仕。可是复阅后的北方试卷仍旧文理不佳,张信不得不如实禀报,认为南北考生成绩确实相差悬殊,皇榜末名也比北人优秀者高出甚多。最后,为免南北之争,朱元璋干脆改立南北榜,南卷取60%,北卷取40%,总算暂时平息了这场科举风波。
   萌芽中的资本主义
   到了清代,吴地的科举之盛更是空前绝后,清代状元人数最多的省份是江苏,共出现49个状元,而苏州府一地就占据了其中的24名,因此有人戏称状元是苏州的特产。当然,状元产量不是文化发展的唯一标准,明清时代吴地文明的另一特征是资本主义的发端,而这一现象恰巧也出现在状元之乡苏州。明代中叶,众多苏州机户不断两极分化,一部分上升为手工作坊主,另一部分沦落为雇佣机工,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资为生”。这种由直接生产者转变成资本家的过程,正好是马克思经典哲学中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除了丝织业,苏州的造纸等行业也出现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清代乾隆年间的苏州“议定纸坊条例章程碑”就是吴地这种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好见证。该章程碑共分十一条,内容包括纸坊工资制度、工作定额、考核制度、学徒制度等条文。碑文告诉我们,乾隆车间苏州共有36家纸坊,工匠800多人,纸坊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包括机房、机器和原料,每月给工人价银一两二钱,每个工人每日刷纸六百张,超过者“给茶点银半分”,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物质刺激的特点到了近代,吴地经济发展的先锋首推无锡民族工商业。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殖民经济逐渐深化,眼看国家积弱,有识之士提倡“实业救国”,无锡的近代工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展起来的。和其他城市的官办产业不同,无锡工业一开始就由民族资本兴办。1895年,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创办业勤纱厂,成为无锡近代工业企业的滥觞。 1900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与朱仲甫合伙创办保兴面粉厂。1904年,周舜卿开办裕昌丝厂。不到十年内,无锡就兴起了以棉纺织业、缫丝业、面粉加工业为三大支柱的近代工业。这个时期的吴地经济文化在全国经济文化中占主导地位,鼎盛时期的吴地文化充满竞争活力和改革精神,在工业制度上的变革往往开全国之先河,成为其他地区的学习榜样。
   综上所述,吴地文化的发展隐含着一条主线,就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的此消彼长。成熟期的吴文化特色清新,卓尔不群,既有务实的遗风,又有飘逸的气质,它首先是一种以太湖为背景的水文化,无论是经济上的渔业稻米,还是景观上的山水园林,都离不开江南如织的湖泊水网。发达的经济、葱郁的风景、安定的生活,使吴地产生了好学尚文的诗书传统,这不但反映在科举制度中,更反映在众多像唐寅、祝允明这样的旷达才子身上。和北京的皇家园林、扬州的盐商大宅不同,明清两代的苏锡园林以其典雅幽静的格调、望而脱俗的情趣为后人称道。苏锡园林折变幻、错落有致,体现了临水叠筑的水乡风格,其最大特点是“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致”。这一阶段的吴文化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和中原文化并驾齐驱,共同构塑了一幅相融而又相互独立的中国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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