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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人南迁”与吴地文明
“北人南迁”与吴地文明
“北人南迁”与吴地文明
* 来源 : * 作者 : admin * 发表时间 : 2019-03-13 * 浏览 : 910
“北人南迁”与吴地文明
所谓吴地,传统上是指春秋时期吴国的主要地域,即今天以长江、太湖为中心的苏、锡、常地段。作为苏南的核心,这片土地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吴地文
明
。它和黄河流域的中原文
明
相互融合促进,但偶尔也发生冲突较量。
太伯奔吴
早在周朝尚未建国之前,太伯、仲雍就从
陕西
岐山千里迢迢来到苏南,在
无锡
梅里附近的土著勾吴族中建立了勾吴国。勾吴族原本是古越族的一个分支,虽然在太湖这片区域已经繁衍了上万年,可相对于从事耕种、蚕桑的黄河流域民族而言,吴人主要以渔猎为生,其文明程度相当原始。司马迁在
《
史记》中评论说,
“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
;
其一吴,在夷蛮。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的吴国地处夷蛮之邦,尚不属于时人心目中的“中国”。“太伯奔吴”可谓历史上第一次北人南迁,他们把中原先进
的
耕种技术带给苏南土著民族,成为吴文化的始祖。
衣冠南渡
继
“太伯奔吴”之后,历史上还出现了4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除了最后一次朱元璋的明初徙民之外,其余3次都构成了吴地文化的重要渊源。首先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当时的北方“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适逢西晋永嘉五年(311),匈奴军攻陷
洛阳
,俘获晋怀帝,纵兵焚掠,杀太子及诸大臣,士民死伤者三万余人。数年后,匈奴攻破长安,西晋末代皇帝晋愍帝出降。同年,琅邪王司马睿率中原士族挥泪南渡,在晋朝贵族和江东大族的支持下于
南京
登基为帝,建立了东晋王朝,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
“衣冠”即文明的意思,衣冠南渡就是中原文明南迁。据统计,在一百七十多年里,南渡的人口约有九十万
。
由于帝都南京,苏南接受的移民数目也最多,这些北方士人起初还把江左视为暂居之地,然而数百年里中原不复,习久而安,渐渐不再有北归之想,遂成地道的南人。永嘉南渡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中原士人举族搬迁,为
江苏
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从此北方黄河流域日渐衰落,南方长江流域日渐开
发
,江苏的历史地位大大提高。
隋唐时期,随着京杭大
运河
的开通,江南经济进一步兴旺发达。京杭
大运河
始于春秋吴国 为北伐齐晋而修建的
“邗沟”,隋代统一南北之后,全国局面是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文化中心在南方,为了保证南方的赋税和物资
能
够源源
不
断北上,
开
凿南北大运河成为当务之急。隋炀帝登基后,在
“邗沟”的基础上又陆续开挖了几段运河,使之相连,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古代运河。这条南北大运
河北
起
北京
,南到
杭州
,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
1794公里,江苏段约占其中的2/5
。
隋唐时代的江苏
地区
经济繁荣
,
战祸罕闻,在这种背景下,当
“安史之乱”在北方爆发,中原再次出现战乱不休的局面时,北民选择涌入江苏也就不足为奇了。据《旧唐书·地理志》中说:“自至 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仅
苏州
一地,人口就增加了
30%。
接下来的一次南迁发生在北宋的
“靖康之变”后。
公元
1126年,金兵大举南袭,战祸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金兵入汴京时,“百姓军人夺万胜门奔逃者达四万余人”。次年,高宗经汴河退至
扬州
,后定都临安。宋都南徙后,
“民从之者如归市”,包括孔子后裔在内的大批衣冠士族南渡淮河,这是第一高峰;第二高峰发生在1161年,金主完颜亮毁约南侵,南宋政府以优待政策招徕北人,于是大批北方人口再次渡淮。北宋大臣包拯曾说过:“东南上游,财富攸出,乃国家仰足之源,而调度之所也。”而宋室南迁则进一步促进了吴地的开发,这时的苏南粮食产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蚕桑业后来者居上,茶叶、棉花种植陆续走上轨道,城乡经济日新月异。南宋时期,长江以南的人口首度超过了北方,标志着吴地经济文化成熟期的到来。
如果说
“太伯奔吴”是为吴地
文
明播种的话,那么
“永嘉南渡”就为吴地注入了先进的文化基因,而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以及随之而来的移民潮则促生了吴地的经济。在随后的明清时代里,吴地文化不但完成了向中原文化学习的过程,还出现了后来者居上的现象,当然,因这种发展而引起地域性冲突和竞争也在所难免。譬如,朱元璋建都南京之际,苏南的文明程度已经远超过了其他省份,有人根据《二十四史》分析,发现江苏在南宋以前历史名人的数目占全国第五
、
六位,到了明代已提升到第二位。明初发生了一起南北相争的科场案,从中可以看出北人南迁的文化意义。
状元之乡
要想理清明初科举案的来龙去脉,首先得了解相关的背景知识。首先我们知道,科举考
试
一向是传统中国教育程度的最直接反映。就有史可考的状元籍贯而言,
“安史之乱”前,北人状元占87.5%;“安史之乱”后,南人状元逐渐增多,其中又以江南为最。唐代安史之乱后的11名南方籍状元中,有7名出身在今天的苏州、吴县一带。北宋时期北籍状元有8名,南籍状元有27名,即便这种相差悬殊的名单,也是在对南方多有歧视的情形下选定的,比如出身陕西的北宋名臣寇准曾说过:“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他在一次评定状元人选时竭力主张把南籍文士肖贯中
,
更易成
山东
人蔡齐,为此逢人夸口道:
“又为中原争得一状元。”到了明初,南北土人之争已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明洪武三十年(1397)的会试揭晓后,人们发现上榜的52人全为南籍考生,北方举子激愤之下,砸烂皇榜,并到礼部示威。朱元璋为此亲自过问主考官刘三吾,刘三吾坦然回答说,北方文化在异族统治下大受摧残,南优北劣也属正常。朱元璋派翰林院张信找来落第北卷,增录北人入仕。可是复阅后的北方试卷仍旧文理不佳,张信不得不如实禀报,认为南北考生成绩确实相差悬殊,皇榜末名也比北人优秀者高出甚多。最后,为免南北之争,朱元璋干脆改立南北榜,南卷取60%,北卷取40%,总算暂时平息了这场科举风波。
萌芽中的资本主义
到了清代,吴地的科举之盛更是空前绝后,清代状元人数最多的省份是江苏,共出现
49个状元,而苏州府一地就占据了其中的24名,因此有人戏称状元是苏州的特产。当然,状元产量不是文化发展的唯一标准,明清时代吴
地文明
的另一特征是资本主义的发端,而这一现象恰巧也出现在状元之乡苏州。明代中叶,众多苏州机户不断两极分化,一部分上升为手工作坊主,另一部分沦落为雇佣机工,两者之间的关系是
“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资为生”。这种由直接生产者转变成资本家的过程,正好是马克思经典哲学中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除了丝织业,苏州的造纸等行业也出现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清代乾隆年间的苏州“议定纸坊条例章程碑”就是吴地这种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好见证。该章程碑共分十一条,内容包括纸坊工资制度、工作定额、考核制度、学徒制度等条文。碑文告诉我们,乾隆车间苏州共有36家纸坊,工匠800多人,纸坊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包括机房、机器和原料,每月给工人价银一两二钱,每个工人每日刷纸六百张,超过者“给茶点银半分”,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物质刺激的特点
。
到了近代,吴地经济发展的先锋首推无锡民族工商业。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殖民经济逐渐深化,眼看国家积弱,有识之士提倡
“实业救国”,无锡的近代工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展起来的。和其他城市的官办产业不同,无锡工业一开始就由民族资本兴办。1895年,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创办业勤纱厂,成为无锡近代工业企业的滥觞。 1900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与朱仲甫合伙创办保兴面粉厂。1904年,周舜卿开办裕昌丝厂。不到十年内,无锡就兴起了以棉纺织业、缫丝业、面粉加工业为三大支柱的近代工业。这个时期的吴
地经济
文化在全国经济文化中占主导地位,鼎盛时期的
吴地
文化充满竞争活力和改革精神,在工业制度上的变革往往开全国之先河,成为其他地区的学习榜样。
综上所述,吴
地文
化的发展隐含着一条主线,就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的此消彼长。成熟期的吴
地
文化特色清新,卓尔不群,既有务实的遗风,又有飘逸的气质,它首先是一种以太湖为背景的水文化,无论是经济上的渔业稻米,还是
景观
上的山水园林,都离不开江南如织的湖泊水网。发达的经济、葱郁的风景、
安定
的生活,使吴地产生了好学尚文的诗书传统,这不但反映在科举制度中,更反映在众多像唐寅、祝允明这样的旷达才子身上。和北京的皇家园林、扬州的盐商大宅不同,明清两代的苏锡园林以其典雅幽静的格调、望而脱俗的情趣为后人称道。苏锡园林
曲
折变幻、错落有致,体现了临水叠筑的水乡风格,其最大特点是
“不出
城郭
而获山水之
怡
,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致
”。这一阶段的吴
地
文化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和中原文化并驾齐驱,共同构塑了一幅相融而又相互独立的中国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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