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荣氏家族 --- 内蒙古江苏商会

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荣氏家族

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荣氏家族

* 来源 : * 作者 : admin * 发表时间 : 2016-10-13 * 浏览 : 138
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荣氏家族(上)
    提起中国近代企业史,就不得不提起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经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财团的就只有荣氏一家”。这里毛泽东所说的“荣氏一家”就是以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为代表的荣氏家族。从无锡的小商人到上海乃至中国的面粉、棉纱大王,荣氏兄弟走的是一条艰辛的创业路。纵观两人一生的事业,可以说他们的兴衰荣枯都与当时的大时代密切相关。 
    家族历史
    荣家的老家在无锡荣巷,位于无锡市西郊。其祖先种稻植桑,以忠厚传家,于明代正统初年从金陵迁来,形成上荣、中荣、下荣三个自然村,直到民国初年才正式建镇。现在的荣巷已经并入市区,但仍保留了一条约400米长的老街,沿街还有150多组青砖黛瓦的老房子。
    荣氏鼻祖,荣启期(前571——474年)字昌伯,春秋时期郕国(今汶上县北)人,生于周灵王元年(前571年),卒于周元王二年(前474年),终年98岁。荣氏祖先本与西周姬姓同宗,“周成王卿士荣伯食采于荣(今河南巩县西),因以为姓氏”。周庄王四年(公元前693年),荣叔公“奉王命见鲁桓公,有功社稷,封为上谷大夫,始迁于鲁,宅居郕邑(今山东汶上,古称中都),是为鲁宗之始”。荣启期为叔公后人,精通音律,博学多才,思想上很有见解。曾为孔子师。后孔子初仕之地就是中都汶上,担任中都宰。
    相传后来荣氏家族祖上也曾有人做过大官,但到荣宗敬的祖父荣锡畴(1823-1863)当家时,家道早已中落。他开始做长途贩运的小本生意,经常驾着小船经太湖、吴淞江等河道往来上海。传到荣宗敬的父亲荣熙泰手里的财产,只有几间旧屋,荣熙泰很小时候就进入铁匠铺当学徒,成年后,在外给人当账房先生、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但这些原始的商业活动,却为荣家子孙注入了最初的商业细胞。一百四十多年前,在太平军打到苏南的战乱中,荣熙泰的祖父、祖母、父亲、两位伯父、伯母、堂兄,以及他自己的兄弟,不幸全部遇难。荣氏家族的男人只剩下了一个,这就是荣宗敬、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先生。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是荣氏商业家族的第一代掌门人。
立志创业
  在很小的时候,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就被父亲送到上海的钱庄去做学徒。大上海的繁华既让年纪轻轻的荣氏兄弟感到新奇,也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接触到了现代商业经济。 
  1891年,荣宗敬学徒期满,转而做钱庄的“跑街”,这其实就是跑码头,做钱庄的收放款业务。3年下来,荣宗敬不仅有了自己的人脉,对于金融市场的运行和资金的调拨也十分清楚,更为关键的是,这时候钱庄的倒闭让他体味到市场的残酷。与兄长不同,荣德生在学徒期满后,就南下广东,在帮助父亲收税的过程中,他发现有两类企业是最为赚钱的,那就是与民众吃和穿有关的企业。在工作之余,他还广泛阅读一些介绍西方实业和科技的书籍,这时候一本《美国十大富豪传》给他很大的启发,这本书介绍了美国十位大资本家通过兴办实业成为商业巨子的过程,使得荣德生明白世界上有比办钱庄更有意义的事业,那就是开办实业,这不仅可以致富,也可以救国。不久,他目睹的一幕情景,更让他坚信了这一点。 
  1900年,荣德生回无锡时途经香港,他看到码头上雪白一片,层层叠叠十分壮观,原来是进口的面粉正在卸货,这不禁让荣德生感慨不已,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也广产小麦,却要这样仰食于人!恰在此时,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接着就是八国联军入侵,在这样的情势下,荣德生只得滞留上海。在上海,荣德生发现,当时很多行业都不免凋敝,唯独面粉业却十分兴旺。大概越是兵荒马乱的时期,人们对粮食的需求也越为急迫。同样的,荣宗敬在天津进货时也发现了这一点,兄弟二人一拍即合,决心要开办面粉厂,并且暗地发誓一定要办出比洋人更大更好的面粉厂。1901年,荣氏主持的“保兴面粉厂”在无锡动工,这是荣氏家族兴起的第一步。
    荣氏创办面粉厂,很快就迎来了发展契机。1904年,为争夺中国东北,日俄战争爆发,导致俄国人在东北开办的面粉厂纷纷关门,这使得面粉的产量下降,价格上升。看到赚钱的良机,荣氏兄弟决定扩大生产,将利润不断投入引进设备和开办新厂,短短数年间,荣氏的面粉厂就发展到12家,所产面粉占全国产量的1/4。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让荣氏企业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一战使得欧洲各国忙于战争,不仅无力插手东亚事务,而且其本身因粮食减产,纷纷向中国购买面粉,荣氏的面粉厂一接订单就是几万包,乃至几十万包,荣氏面粉行销海外,畅通无阻,盈利丰厚。在面粉业成功的刺激下,荣氏兄弟又开始涉足纺织业。 
  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的面粉、纱布历来向中国倾销,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诸国忙于战争,日本却闲居一旁,全力在东亚扩张,这其中就包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但正是在与日资企业残酷的竞争中,荣氏家族恰好完成了自己实业王国的构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时全国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的高潮,结果使得日本向中国输入棉纱、面粉的数量锐减。与其他民族企业家一样,荣氏兄弟秉承实业救国理念,在办厂之初创立的品牌就富含爱国气息。比如面粉厂的名牌产品叫做“兵船”,寓意就是“振兴中华、以牙还牙”。棉纱厂的名牌叫做“人钟”,图案是一个人拿着钟绳在敲钟,寓意是让国人警醒。荣氏兄弟捐款支持罢工、罢市活动,不仅奠定了自己面粉大王的地位,而且还并购了日本纱厂,大涨国人志气。 
  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欧洲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中国的面粉出口减少,而日本凭借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又开始大力向中国输出面粉,荣氏的面粉厂开始亏损。棉纱也境况不妙,日企凭借雄厚的资本开始在中国大力购买棉花,造成棉花价格上涨,然后又猛压棉纱价格,结果使得多家中国企业破产,荣氏的棉纱厂也十分艰难。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全国爱国主义情绪高涨,荣宗敬提出“全国人民一致抵制日货,如能坚持到底,则实业有振兴之望,而国家亦可转弱为强”。荣氏家族的纱厂扩充到9家,拥有工人数万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棉纱大王”。当时日商竞争失败后,一些人竟然将自己面粉贴上“兵船”的商标进行销售,荣氏面粉的影响可见一斑。 
     空前浩劫
1929年,为了扩张纱厂,荣宗敬从汇丰银行借款200万银元,将一家英国纱厂吞并,更名为申新七厂。1934年底,抵押借款的契约到期。由于纱厂亏损严重,荣宗敬无力还款,他希望汇丰能够将贷款转期,条件是将申新七厂全部财产作为抵押。汇丰却死活不同意,决定要拍卖申新七厂。当时作为第二债权人的两家中国银行,为保护自身利益,向法院申请暂时扣押申新七厂的财产,以避免被汇丰单方面拍卖。但汇丰却不顾中国法律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竟然自己单方面组织拍卖会,当时申新七厂的总资产在500万元以上,结果申新七厂被日本律师村上以250万银元拍得。消息传回厂内,一时舆论哗然。当时申新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多是荣宗敬的老乡,对于企业有着很强的认同。他们将厂子里面的机器拆下,甚至组织护厂队,阻止日本人来接收。同时,荣宗敬将汇丰低价拍卖申新七厂给日本人的消息对外公布,诉诸民意。结果舆论纷纷声援,要求市民抵制汇丰。当时的全国国产厂商联合会还因此发出呼吁,要求全国国货企业不要再与外国银行发生金融往来,以抗议汇丰银行无视中国法律和国货厂商利益的行为。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汇丰被迫取消拍卖,并允许荣宗敬将贷款转期。在强大的民众压力下,申新七厂终于得以保全。
    在八年抗战中,荣氏企业约有1/3的纱锭、一半以上的布机及1/5的粉磨均被破坏毁损,幸存下来的机器和设备,也大都被敌人“军管”劫夺。其中,申新八厂和茂新一厂在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荣氏企业损失总计约3500万银元,相当于战前总资产的35%。
荣宗敬在上海目睹了这一切,心痛不已,他曾一度参加日本策划成立的“上海市民协会”,希望能借助这个组织的力量恢复企业,但是他不清楚这个组织的性质,其实这是一个日军变相成立的带有“维持会”性质的组织。后来,各界爱国人士声讨“上海市民协会”,认为这是汉奸走狗的组织活动。荣宗敬这才迷途知返,没有深陷泥坑。
    亲眼看到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事业毁于一旦,荣宗敬承受不了,不仅他的事业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的精神也受到了严重的创伤。1938年,为了逃避日本侵略军的威胁,荣宗敬逃避到香港。在香港的这段日子里,他终日以泪洗面,积郁成疾,最后因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离世,享年65岁。
绑架疑云
    荣氏兄弟经过几十年创业,富甲天下,成为当时最大的民族资本家,然而,雄厚的资产给他们带来荣誉的同时也招来的祸害。
    1946年4月25日,已过古稀之年的荣德生在上海家中吃过早饭,和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一起乘坐自己的福特轿车去总公司上班。汽车驶到一个转角的时候,突然窜出三个穿军装的人拦住汽车,挥舞着手枪对车里的人吼道:“下来!赶快下来!”
荣德生他们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回事?
    领头的一个军官取出一张红色的逮捕证,在他们面前晃了一下,荣一心看到上面盖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的签字,当时不禁惊呆了。军人们趁机把荣一心和唐熊源拉下车,那个军官大声宣布:“荣德生是经济汉奸,带他到局里走一趟!”另外两人不由分说就把荣德生拉下车,强行将他架上了早就停在旁边的小汽车里。
    三个军人立即钻进汽车,车一溜烟开走了。车走后荣一心才醒悟过来,父亲是遭到匪徒的绑票了,不禁失声大哭。细心的唐熊源告诉他,看那汽车的车牌号,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他们立即赶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谁知人家说没有这等事。
    荣德生坐在绑匪的车中,意识到被绑架了。汽车开到一条小河边,那有一条已经预备好的小船。荣德生被人塞到狭窄的船舱中,不准活动,不准吃喝,他只得蜷缩在船舱中,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把他架出小船,送到上海火车南站的货站,随后匪徒们把他带到曹家渡老公益里的一扇石门前,荣德生被推进门去,关在一个四面无窗、漆黑一团的小屋里。
整整受了两天惊吓的荣德生,这时才可以喝到水、吃到饭,他这会儿才稍稍安心,看来匪徒们不是要他的性命。
    大实业家荣德生被绑架的消息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蒋介石得知后,极为震怒,觉得上海接二连三发生绑架,政府的威信何在?于是命令上海当局限期侦破,然而上海警察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对破案却是毫无头绪。
    荣家为了营救荣德生四处奔走,但他们不知道匪徒的来历,也不知道荣德生的下落,根本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他们唯一的线索就是荣一心亲眼见到的逮捕证上“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和毛森的签字,然而这都是惹不起的主儿,人家根本不认账,荣家对他们毫无办法。
    荣德生被绑匪们关在小黑屋里,要求他拿100万美元才放他回去,这可把荣德生吓了一大跳,100万美元!绑匪们恐吓他,交不出钱就要“撕票”,荣德生听得心惊胆战。
接下来绑匪就给荣氏企业申新厂打电话,索要100万美元的赎金。荣家兄弟们本来寄希望于警方破案,但警察那边没有一点儿动静,希望渺茫,看来只有靠自己了,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出荣氏企业的开创人。但是,10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一时间还凑不到。
    经过和绑匪反复讨价还价,最后,绑匪同意将赎金降到50万美元。荣德生的儿子荣尔仁接受了绑匪的条件,只得在市场上高价收购美元,好不容易凑足了50万美元。荣家人最后终于以50万美元的赎金赎回了荣德生,令人不解的是最后的赎金竟然是由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带走的,这很让人怀疑淞沪警备司令部跟绑匪的关系。
    这桩绑架案以荣家损失50万美元而告终,但是人们仍然对这桩绑架案充满疑惑。案发过程中,留下了很多警匪勾结的痕迹:第一,绑匪怎么会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和毛森的签名?第二,他们怎么人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绑架人,并且还用警备司令部的车来取赎金?第三,根据调查,他们得知绑架使用的汽车是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公遐的,还有他的司机来连生直接参与了绑票、移票和释票活动,但是警方却没有追究这些责任?第四,绑匪为什么会选择警备司令部的吴志刚作为谈判代表?这一系列的疑问,都把矛头指向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他们这桩绑架案脱不了关系。
    淞沪警备司令部再也不能沉默了,他们不得不认真侦破这一案件,汤恩伯将毛森从无锡调到上海,主持此事,并对警备司令部和上海警察局采取保密措施。最后,警方向公众公布“荣德生绑架案的真相”:参加绑架案的绑匪有中美合作所和毛森部下的人,那辆汽车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借来的,警备司令部人员吴志刚也是绑架案中的重要人物。
    案件侦破了,那荣家送出的50万美元赎金理应归还,可是警备司令部仅仅发还了13万美元给荣家,大部分被官方扣留,还在各个社会媒体中大肆宣扬:“全国震惊之棉纱兼面粉大王荣德生绑架案,昨日始告全部结束,赃款已为荣家领去……”荣家在破案之前,已给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各送去4万美元作为酬谢有功之人的奖金。此后,警备司令部还接二连三地跑去荣家公然索要“破案赏金”,把归还荣家的13万美元全部要走了还嫌不够!荣家只得再去高价收购十几万美元,作为“酬金”给了他们。
    荣德生原来还对国民政府抱有幻想,想通过国民政向日本索取在战火中的损失赔偿,同时还想依靠国民政府的帮助来发展企业,但是如今却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他彻底对国民政府失望了!
走向低潮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国民政府在前一年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
    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1948年11月,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因套购外汇被国民党政府判处缓刑,后交了一百万美元才算了结,情绪一度陷入低潮,不久就将鸿丰二厂纱机及设备售与大安纱厂,他则去香港另设大元纱厂,最后远走巴西,1990年客死他乡。其弟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也先后离开上海。
    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迎接解放
    时局动荡,人心惶惶,但一把年纪的荣德生还是镇定,坚持在无锡督促在战火中化为废墟的茂新一厂的复建工程。1948年4月,茂新一厂终于重新开始投入生产。当荣德生从无锡回到上海时,到处都能听到有人要离开上海,不去香港就去台湾,要么就去国外,总之没有人要留在上海,好像留在上海就要大祸临头似的。
    这时,荣德生的亲朋好友、子女侄婿也都来劝他尽快拿主意离开上海,就连荣氏企业的几位“元老”也都劝他尽快离开上海“游洋”去外国。荣德生说,过去我们办厂哪一样不受洋人的挤兑,在我们国家尚且如此,到他们洋人的国家还有好路子走吗?他摇摇头表明绝不“游洋”。
    他认为自己平时没做过坏事,何必要逃呢?亲戚朋友见他坚决不走都急了。劝他说,共产党政策是杀富济贫,对于你这样有名的大富翁会有什么好结果。
    荣德生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没接触过共产党,但他见过国民党,他从自己家族的经历中感受到了国民党的种种腐败,在国民党统治下,统制、限价、劫收、戡乱,人民的生活好过了吗?他痛恨国民党政府,不愿意跟他们一起仓皇出逃。荣德生决定留下来,看看共产党到底什么样子的。
    荣德生说自己创办实业是为了救国救民,一定要留下来守住自己的事业。最后,他郑重向众人宣布:“余非但决不离沪,并决不离乡,希望大家也万勿离国他往。”为了表明决心,他还在上海《新闻日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表示绝不出国,绝不离乡。
    但是,荣德生还是没能控制住孩子,二子荣尔仁、五子荣研仁还是离开上海去了香港,三子荣一心在去香港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只有四子荣毅仁留下来,这时候,荣家的企业已经是一堆烂摊子,他帮助父亲处理日常事务,支撑企业运转。荣毅仁在国家和家庭都处在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维持他这一脉的企业,表现出了他卓越的才能和坚强的意志,荣德生为此非常高兴,十分赞赏这个儿子。
    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荣德生选择了留在大陆与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人民对他也表示出极大的欢迎。他崇尚“实业救国”,一生都致力于民族工业,不断追求振兴中华,为中国的民族发展不遗余力。
    荣德生于1952年7月29日病逝于无锡,享年77岁。荣德生的一生,是闪烁光彩的一生。他的自我价值得到了充分实现,他为社会造福一方,为振兴实业竭尽全力,他的业绩和品格永远为后人所景仰。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
                            内蒙古江苏商会秘书处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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